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支撑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诸多内外部因素都将发生很大变化。受此影响,未来在中期之内(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将可能出现重大变化,除总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外,对外贸易产品、地区、贸易方式等都将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
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内外部因素将出现重大调整
就影响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的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都将放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9月的预计,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在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方面,2010-2014年间预测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明显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所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的下降,将改变我国自新世纪以来外部需求不断扩张的状况,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将有所缩小。
二是全球经济向再平衡方向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已开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国储蓄率开始由负转正,未来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将进一步得到纠正,也会促使全球经济向平衡方向调整。
这种调整意味着,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从而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增速慢于经济增速。
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一方面使我国出口需求空间相对缩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内外经济失衡的状况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三是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新特征。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上升的趋势。对我国而言,除受世界经济、贸易增速放缓而出现的普遍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还会因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过去几年,我国虽然遇到不少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但真正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还是有限的。但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在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对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将形成越来越强的竞争,这种变化将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造成实际损害,不但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就业,而且对发达国家核心利益造成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加强,就和美国发生过严重的贸易战。因此,可以预计,在中短期内,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摩擦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对我国出口的实际制裁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全球出口比重扩大,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持续存在,预计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此外,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形形色色新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加,这同样也将制约我国出口空间。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例如,我国加入WTO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特保机制”)将于2013年底到期后中止,届时其他WTO成员方不能再运用此条款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另外,随着我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熟练运用能力的加强,我国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这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我国的贸易冲突。
四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减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推动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有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出现,否则经济全球化过程将趋于减速。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将放缓;二是发达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关系,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变化,将对全球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影响,对我国加工贸易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外,内部环境也将出现重大调整。在此,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将开始出现由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预计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原来长期存在的数量充足、工资较低、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将出现一个较快的上升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企业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已经说明我国已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今后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出现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约束也越来越强。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总体看来,未来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开始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由原来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进行调整。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将着重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因此,对外向型经济有偏的鼓励政策将向无偏的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地投向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国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之后,为了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调。
预计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还将按照上述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方面也会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第三,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新变化对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我国总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增加的超额货币供给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在带来产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转而会出现在产出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甚至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贸易账户将不会再出现长期、持续的顺差,简单地说,贸易顺差增加要么会推动国内物价水平上升,要么会推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最终导致顺差向恢复基本平衡的方向变化。
此外,由于近年来土地、能源、公用产品和服务、原材料等价格都开始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更是出现了成倍的上涨,未来一段时间,这些价格将逐渐传导到生产成本上,使我国存在较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未来我国将可能由原来的国内低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转为国内高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昂贵,进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便宜,也会促使外贸向基本平衡方向发展。
第四,扩大进口因素不断增加。一是到2015年左右,我国人均GDP将由3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快的阶段之一,我国对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消费品、或发达国家掌握品牌的奢侈品等进口增加;二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快速升级时期,对国外先进的高技术、装备等资本品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三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使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将会使国内消费者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采购;四是政策也会向有助于增加进口的方向调整,例如我国为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会采取一些主动增加进口的措施。
我国对外贸易中期变化的主要趋势
第一,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将趋缓。预计从2010年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我国外贸总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逐渐回落。在这段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额,将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贸易年增速将略高于国内GDP增速,也将高于全球贸易增速4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计算,2015年,我国外贸规模将达到约4万亿的规模,在此期间,我国将一直保持全球最大贸易体的地位。从时间分布看,由于金融危机后外贸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加之外贸增长的惯性,因此未来几年外贸增速将大致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第二,出口产品结构将加快升级。从中期看,我国出口产品向高端升级的能力将大大提高,有利于推动我国出口结构向高端的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很多对外贸易、尤其加工贸易是以代工方式组织生产的,由于我国不掌握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高增值环节,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很低,未来我国出口产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将大幅提高我国单位产品出口的价格和出口附加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成本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制造环节的出口将遇到较大挑战,其生产可能出现向中西部地区以致向海外要素成本更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出口的比重将下降。
第三,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曾经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由于各项成本的增加和政策的调整,不利于加工贸易发展的因素将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外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加快,并最终导致加工贸易在全部贸易比重继续减少。我们预计,到2015年左右,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
第四,顺差规模将明显缩小,贸易差额趋于平衡。下一阶段,受国际市场需求增速减缓、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将显著放慢;受国内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进口增速将有所提高。
总体看来,我国进口增速将高于出口增速,长期贸易顺差局面将得到较大改善,贸易顺差将减少,甚至存在个别年份出现逆差的可能性,预计到2015年左右,我国外贸顺差将大为减少甚至将趋于平衡。贸易顺差下降,将导致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但也要看到,顺差下降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贸易的外部环境。
第五,我国与新兴市场和“金砖四国”的贸易将增加。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很大进展,但发达国家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市场70%以上。
在中期内,一方面,从全球最终贸易产品需求看,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前者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会趋于上升,未来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地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对新兴市场和俄、印、巴出口比重将上升。在进口方面,我国将加大从非洲、澳洲、拉美、俄罗斯等资源大国进口资源类产品。
另一方面,从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流向看,亚洲区内有可能形成更为精细的生产体系,我国在亚洲生产体系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可能由原来接受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投资、在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低端的分工体系,开始向对其他经济体投资、在其他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高端的分工体系转变,相应的贸易流向也会由从发达国家进口上游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流向,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流向转变,从而会使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出现较快上升。
第六,贸易条件将得到一定改善。未来我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也将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之后,由于这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加之我国逐渐进入技术、研发、品牌、渠道等具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以及我国影响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增强,预计我国出口平均价格将会出现较大上升。
另一方面,我国对资源品进口虽然总量还会增加,但国内政策调整等因素将提高国内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对资源品进口增速将可能趋缓,此外全球资源品价格在经过前一时期的大幅上涨之后,难以出现新一轮快速上涨。
因此,从中期看,预计我国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较快、并超过进口平均价格增速,我国贸易条件将扭转前一时期持续恶化的情况,而得到逐步改善。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