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从有关渠道获悉,2009年产业转移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工作已接近尾声,肇庆、河源、湛江、韶关、潮州等地产业转移园均有亮点。目前省经信委正在酝酿进一步推动双转移的有关细则。
双转移势在必行。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从外部倒逼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近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是在内部形成倒逼机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倒逼机制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受到劳工短缺、工资及土地成本不断上涨的困扰。于是,香港制造业选择了大规模内迁珠三角,本地产业转型发展服务业,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土的资金和劳动力也大量地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双转移”模式。
香港经历的两次产业转型
7月7日,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脱稿说,接下来要以“双转移”为抓手,转出地再推一把,转入地加强招商,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双转移。汪洋说,两年的时间证明,当时做出双转移判断的正确。两年前的2008年5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正式拉开了广东双转移的序幕。如今两年过去了,双转移的影响逐步显现。
“双转移”是广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大战略的统称。事实上,在产业发展的转型时期,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也发生过类似的“双转移”。
通常认为,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型。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随后开始工业化进程,香港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而以出口型轻工业为主的香港制造业在80年代初面临劳动力短缺、土地昂贵等高成本压力,也面临东南亚等地的市场竞争压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珠三角,香港本地各类服务业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数据显示,1980年以后,香港的产业结构开始向轻型化和服务经济方向转型,第三产业飞速增长,从1980年的67 .1%升至1997年的85.2%;同时伴随着第二产业的大幅下降,从1980年的31 .8%降至1997年的14.6%,原有制造业大量迁入华南地区。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1997年人均G D P较1980年增长了6倍多。1980年到1990年及1990年到1997年的两个阶段中,人均G D P都实现了翻番,伴随着第三产业份额分别上升7.4%和10.7%。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前香港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制造业的兴盛,那么8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则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在此期间,虽然香港的工厂一家家地减少,但每天来往深圳皇岗、文锦渡、沙头角的货柜车数量却不断增加。大量的劳动力走出车间开起大货车,从制造业转投服务业,伴随着产业转移,劳动力也开始转移。
根据香港工业署的调查,1980年制造业雇用的劳动力达到89万人,从绝对值看这是历史的高峰。80年代以后,制造业雇用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制造业在劳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46%急跌至1995年的15%。
这期间,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据统计,1980年服务业雇用工人人数是81万人,至1995年已增加到187万人,增加了百万大军。
香港产业转型的动因何在
为什么香港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如此急剧的转型?长期研究香港转型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邦彦认为,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其经济结构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经济主导部门将转移到服务业方面。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制造业的原有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而制造业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此时,香港就业劳动人口的平均工资约为1500港元,但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1万港元。大幅上升的工资水平及工业用地价格提高了生产成本,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
与此同时,香港的制造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大都缺乏资金,再投资能力不足,加上对经济前景不太乐观,制造业投资偏向短期化。当时,香港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对制造业发展支持不够,于是,在香港制造业大举内迁的时候,香港本土的制造业并未能迅速向资本技术型转移,新的比较优势迟迟未能建立。制造业的比重下降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空心化”。
而服务业的生产力和边际利润
远高于制造业,使资金和劳动力大量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高速发展。这时期,制造业和服务业每名雇员的生产力差距更大。根据1994年的数字,制造业每名雇员的平均增值额是20万元,贸易业和金融业分别是24万元和63万元,服务业创造的价值要远高于制造业,这是当时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
内部矛盾重重,外部空间广阔。此时恰逢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香港制造业外迁珠三角成为可能。冯邦彦认为,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动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促成香港制造业的大规模北移,并由此对香港服务业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认为,香港工业的北移,提高了这些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使这类工业不断扩张和壮大,使本来面临倒退的工业的寿命延长了近20年,成为这类型工业发展的特殊个案。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认为,就20多年后珠三角港资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而言,薛凤旋教授的这一判断是成立的。香港制造业的转移过程,正是珠三角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香港因素成为珠三角超常规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一阶段珠三角吸引和实际利用的外资主要来自香港。珠三角较低的地价、工资、成本,使得香港制造业迅速完成了在珠三角尤其是珠江东岸的产业布局,香港制造业利用粤港两地的经济落差,将生产工序大量转移到珠三角,将设计、管理、营销等服务功能留在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粤港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