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美国逐渐加速的“再工业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在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美国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恰逢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构成某些“交集”，构成直接竞争。

　　伦敦奥运会落下帷幕，与中美金牌之争一样，中美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在现实生活中延续。中美竞争越发激烈，“中国制造”会不会因后程乏力而重新被“美国制造”赶超呢？

　　2012年5月，全球最大的建筑机械生产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完成其在得克萨斯州维多利亚1.2亿美元的新工厂项目，将其液压挖掘机的部分装配流程从日本迁回美国，并由此带回500多个就业职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回巢和资本回流趋势明显。数据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 I同比回落6.87%。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的美国，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美国逐渐加速的“再工业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在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并逐渐体现出了政策效果，2011年美国制造业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投资恢复明显。根据制造商协会的预计，美国制造业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4%和3.5%，高于同期的美国G D P增长预期。

　　今年年初，奥巴马曾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其2012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4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这是奥巴马政府欲重振美国经济的重要“轴心”。

　　“美国制造”回归声势浩大，“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挑战。一直以来，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

　　然而，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时薪还远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之间的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个百分点，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个百分点，从2002年-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这对于一向靠要素价格低廉取胜的中国制造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

　　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奥巴马在2009年9月宣布实施“税收新政”，取消“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白宫估计新的税收改革计划在未来十年为政府增加税收2100亿美元。这一做法，可能在低税率国家内引发一场美国跨国公司资金回流美国的“飓风”，被称为金融领域的重商主义。这套方案提议改革免征和缓征美国籍跨国公司国外收入的优惠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多为国内增加就业。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措施的目的依然是推动制造业回归，即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促使那些公司把业务回流美国，使其国内制造商能够从政府为促进就业和出口所提供的补贴中获益。

　　而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技术和创新。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继续保持领先，并在为新的产业革命做好技术储备。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毋庸置疑的是，中美之间的制造业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美国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恰逢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美两国难免在一些产业上构成“交集”，构成直接竞争。美国正在酝酿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如何尽快调适心态、调整战略、破解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足的难题，应该成为必须思谋的战略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