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5月26日《对话》栏目播出了“柳传志的‘中国梦’”，在该访谈节目中，柳传志回忆了自己和联想公司的成功之路，他说：“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柳传志这一不做改革牺牲品的观点是一种个体智慧，其他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向他学习。但是，个体智慧诚然是智慧，并不等于整体智慧，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智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意志和偏好，有他们根据自己意志和偏好进行选择的智慧，这些智慧累加起来，才能构成民族、国家整体的智慧。如果这种累加是进行了自觉的良性组合，那么，一个民族和国家就拥有了积极、进步的智慧。作为个体，柳传志的不做改革牺牲品智慧是一种高明，如果因为高明而成为所有人的榜样，那就不再成其为高明，而只会是一种滑头和堕落。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社会打破原有形态的运动总需要牺牲。牺牲与成功是良性运动的两面，没有牺牲就不会有成功，没有成功，牺牲就失去意义。柳传志有着清晰的头脑，非常清楚有一个大环境、小环境的背景和前提，不是象很多成功人士那样只以为是自己个人的奋斗，这是柳传志了不起的地方。大环境、小环境因何而变，因何而改革？在中国，关键的促动力是在于牺牲，有了牺牲者的冲击和铺垫。所以，没有改革的牺牲者，就不会有柳传志的成功，而柳传志的成功本身恰恰证明了牺牲者们进行牺牲了的价值。

　　柳传志对牺牲者也是敬佩的，所以谦认自己是个软弱者。柳传志举了谭嗣同的例子以表达自己对牺牲者的敬佩，不过，柳传志只看到了谭嗣同的牺牲，而没有看到谭嗣同更重要的一面。当谭嗣同主动选择牺牲时，他坚决要梁启超不能牺牲，要梁启超流亡继续奋斗，“吾与足下分任之”，然后跟梁启超“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的牺牲与梁启超继续奋斗获取成功，是目标一致的两种不同责任“分任”。不能认识到这点，柳传志就不能达到对自己成功的责任自觉。只有具备了这一责任自觉，柳传志才不是真的软弱者。

　　柳传志在举谭嗣同这一例子时，把牺牲分为了不怕死和不知死。不怕死就是谭嗣同这样明知要死而勇敢牺牲，不知死就是不知道去改革会牺牲而牺牲掉了。这一划分是正确的，但是，两者仅仅是牺牲的境界不同，牺牲的价值并无区别。朱德曾说，自己去云南报考讲武堂当兵时，准备好了战死沙场。这是不怕死。后来朱德当旅长后，他一个弟弟一定要到滇军当兵，朱德劝告不了，这个弟弟不知死，朱德只好让他在自己部队当了个普通士兵，结果战死了，使朱德非常悲伤。不知死也是死，生命的价值并不因此低廉。实际上，改革并非战争，多数的牺牲者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牺牲品，但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为柳传志们的成功起了堵枪眼的作用，是伟大的。

　　当柳传志们今天作为成功者侃侃而谈时，柳传志们以及今天所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利益的人们，都应该向改革牺牲品们敬礼，无论他们是不怕死而死，还是不知死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