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伦专栏之曹操之死的组织变局3

　　作者介绍

　　王正伦，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发起、创办过中国国学俱乐部，也策划、组织过全国性模特、选美大赛，已出版《私奔》《帝国的酒色》等，目前就职于中华导演基金从事电视剧策划。

　　由来已久，司马懿都背负着一个“以狐媚取天下”的千古恶名，以至于史学家吕思勉肯为曹操翻案，却一再贬损司马懿。但究竟孰是孰非，一时恐怕难以盖棺论定。毕竟，我们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一言一行来刻舟求剑般臆测、推定一个人一生的是是非非。

　　事实也确是如此，司马懿在劝进曹操、曹丕父子二人的态度上就前后不一。见微知著，此一节就可圈可点，值得玩味。审时度势、因时制宜，但又深知“经典之大义”、“圣人之明制”，才像是身处曹魏阵营这一复杂多变公司组织之中的司马懿进退、取舍的根本。

　　从中层小干部到核心高管，两次劝进之时，司马懿面对的是怎样不同的公司组织格局？其一热一冷的不同应对又体现了怎样的个人在组织中的进退取舍之道？

　　热：劝进曹操时不落人后

　　曹魏阵营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两大派别，一派是谯县、沛国的将帅，堪称曹氏宗亲(《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曹操之父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其中又以曹仁、曹洪、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惇、夏侯渊等为代表；另一派是汝南、颖川的卿相，“汝颖固多奇士”，又主要以荀彧、荀攸叔侄及郭嘉、崔琰等为代表。而司马懿则是依附于后者的河内望族。

　　就在赤壁之战那一年，司马懿三十而立而初入曹操幕府，此时掌管“选举”的恰恰是崔琰、毛玠。崔琰是司马懿长兄司马朗的生前好友，其慧眼识人，另眼相看年少时的司马懿。崔琰曾对司马朗直言不讳，“君弟(司马懿)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晋书·宣帝纪》)”不仅如此，司马懿之弟司马孚也大概因此在同一时期做了崔琰的侄女婿曹植的文学掾。

　　其实，河内司马氏世代“伏膺儒学”，其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而且教子甚严(《序传》：“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根据儒家经传，事父孝者必然事君忠，所以，可以想见司马懿对于君臣大义想必也执之甚恭，而司马懿更是“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只是可惜，他比曹操晚生了近20年，以至于当他初登历史舞台时，三国鼎立大局已定，不得不依附于人，以伸张平(专栏)生所学。

　　不仅如此，司马懿进入曹操幕府，曹魏阵营里也早已是人才济济，一个萝卜一个坑了，任司马懿“聪朗多大略”，“为非常之器”，却也一时无用武之地。此时的曹魏公司就像时下一些家族企业的通病，创业团队中的草莽英雄(谯、沛将帅)和一帮空降的职业经理人(汝、颖卿相)把持着一切，而司马懿尽管和后者有着近乎“同乡+校友”的双重情谊，且识见、能力非凡，却也无可奈何。

　　曹营小字辈司马懿不仅一时看不到出头之日，而情势却又逼着他必须在道义与事功之间做出抉择———先是曹植失宠了，以至于曹植的妻子(即崔琰的侄女)也借故以“衣绣”之类的小事被曹操赐死。不仅如此，曹操篡汉的野心也已昭然若揭了，于是，因坚守君臣大义而差点与曹操撕破脸皮的汝颖集团的核心人物荀彧、崔琰也就相继死于非命了。

　　前辈荀彧、崔琰的先后辞世，意味着司马懿再无折冲、回旋的余地，他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必须独自直面曹操，他必须在事关生死的挺曹还是抑曹的大是大非面前站好队、表好态。“遭逢际会”，又岂容他隔岸观火？

　　所以，尽管司马懿“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别传》)”，而董昭建议立曹操为魏公，荀彧就表示异议了，但是，此时的司马懿却与荀彧背道而驰，趁孙权上书假意称臣时，竟率先劝进曹操称帝，“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孙)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对此，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札记》中写道，“显系阿谀夸大之词，此即司马懿善自保护，以骗取信任之一端也。”当然，司马懿此时劝进，除了想以此与荀彧、崔琰等人高调划清界限，向曹操表示忠心之外，想必也想投其所好，坐收拥戴之功，以便获得重用。

　　冷：劝进曹丕时不甘人前

　　如果说此时的司马懿还人卑言轻、无足轻重，那么，当曹操去世，曹丕已领魏王、汉丞相印、绶之后，年已不惑的司马懿(时年41岁)和弟弟司马孚(在曹植失宠前，已由曹植文学掾转任太子曹丕的中庶子)已经在曹丕身边耕耘、经营了许多年，并且深得曹丕信任了。但司马懿在曹丕图谋篡位大计时退避三舍了。

　　司马懿何以在劝进曹操时不落人后，却又在劝进曹丕时不甘人前？这一冷一热、一进一退之间又有何深意呢？

　　其实，由曹丕导演的这场“禅代之局”，就像是一出一波三折、起承转合的多幕剧。对此，《三国志·裴松之传》引《献帝传》言之甚详，先是左中郎将李伏献表，陈说当时崇尚一时的所谓“符命”；接着，司马懿好友陈群等二次建言，说曹丕称帝乃天意、民心之所向，所谓“归心向义”；之后，由太史丞许芝再以谶纬之说进一步陈说天命。

　　群僚争先恐后地劝进，但是，司马懿之前却一直不动声色，此刻，才肯抛头露面。即便如此，司马懿的说辞也绝非像此前的谀臣们一味地曲意逢迎，穿凿附会些所谓的谶纬、符命之说，他更像是引经据典，以儒家义理，陈说天命，“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

　　如此想来，当年，在荀彧、崔琰等一干创业旧臣纷纷弃曹操而去的时候，司马懿适时劝进，对于曹操而言，多少有些雪中送炭的意味。不过，对于司马懿而言，也许只是一种违心的权宜之计，何况此时汉魏易主禅代之局尚未瓜熟蒂落，即便司马懿积极劝进，也无关大局，却可以一结曹操欢心，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曹丕篡汉已是大势所趋之时，司马懿却又不肯当面邀功，再做锦上添花，这其中是否也可以想见一些司马懿的处境和心迹呢？

　　其实，当某个组织的领导人足以生杀予夺，而其好恶又掌控、左右着一切的时候，侧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想必都曾经有过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场合和情景。从这个意义上来重新审视司马懿的两次劝进，也许，会别有一番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