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从有关渠道获悉，2009年产业转移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工作已接近尾声，肇庆、河源、湛江、韶关、潮州等地产业转移园均有亮点。目前省经信委正在酝酿进一步推动双转移的有关细则。

　　双转移势在必行。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从外部倒逼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近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是在内部形成倒逼机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倒逼机制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受到劳工短缺、工资及土地成本不断上涨的困扰。于是，香港制造业选择了大规模内迁珠三角，本地产业转型发展服务业，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土的资金和劳动力也大量地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双转移”模式。

　　香港经历的两次产业转型

　　7月7日，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脱稿说，接下来要以“双转移”为抓手，转出地再推一把，转入地加强招商，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双转移。汪洋说，两年的时间证明，当时做出双转移判断的正确。两年前的2008年5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正式拉开了广东双转移的序幕。如今两年过去了，双转移的影响逐步显现。

　　“双转移”是广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大战略的统称。事实上，在产业发展的转型时期，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也发生过类似的“双转移”。

　　通常认为，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型。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随后开始工业化进程，香港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而以出口型轻工业为主的香港制造业在80年代初面临劳动力短缺、土地昂贵等高成本压力，也面临东南亚等地的市场竞争压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珠三角，香港本地各类服务业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数据显示，1980年以后，香港的产业结构开始向轻型化和服务经济方向转型，第三产业飞速增长，从1980年的67 .1%升至1997年的85.2%；同时伴随着第二产业的大幅下降，从1980年的31 .8%降至1997年的14.6%，原有制造业大量迁入华南地区。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1997年人均G D P较1980年增长了6倍多。1980年到1990年及1990年到1997年的两个阶段中，人均G D P都实现了翻番，伴随着第三产业份额分别上升7.4%和10.7%。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前香港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制造业的兴盛，那么8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则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在此期间，虽然香港的工厂一家家地减少，但每天来往深圳皇岗、文锦渡、沙头角的货柜车数量却不断增加。大量的劳动力走出车间开起大货车，从制造业转投服务业，伴随着产业转移，劳动力也开始转移。

　　根据香港工业署的调查，1980年制造业雇用的劳动力达到89万人，从绝对值看这是历史的高峰。80年代以后，制造业雇用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制造业在劳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46%急跌至1995年的15%。

　　这期间，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据统计，1980年服务业雇用工人人数是81万人，至1995年已增加到187万人，增加了百万大军。

　　香港产业转型的动因何在

　　为什么香港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如此急剧的转型？长期研究香港转型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邦彦认为，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其经济结构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经济主导部门将转移到服务业方面。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制造业的原有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而制造业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此时，香港就业劳动人口的平均工资约为1500港元，但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1万港元。大幅上升的工资水平及工业用地价格提高了生产成本，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

　　与此同时，香港的制造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大都缺乏资金，再投资能力不足，加上对经济前景不太乐观，制造业投资偏向短期化。当时，香港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对制造业发展支持不够，于是，在香港制造业大举内迁的时候，香港本土的制造业并未能迅速向资本技术型转移，新的比较优势迟迟未能建立。制造业的比重下降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空心化”。

　　而服务业的生产力和边际利润

　　远高于制造业，使资金和劳动力大量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高速发展。这时期，制造业和服务业每名雇员的生产力差距更大。根据1994年的数字，制造业每名雇员的平均增值额是20万元，贸易业和金融业分别是24万元和63万元，服务业创造的价值要远高于制造业，这是当时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

　　内部矛盾重重，外部空间广阔。此时恰逢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香港制造业外迁珠三角成为可能。冯邦彦认为，香港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动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促成香港制造业的大规模北移，并由此对香港服务业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认为，香港工业的北移，提高了这些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使这类工业不断扩张和壮大，使本来面临倒退的工业的寿命延长了近20年，成为这类型工业发展的特殊个案。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认为，就20多年后珠三角港资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而言，薛凤旋教授的这一判断是成立的。香港制造业的转移过程，正是珠三角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香港因素成为珠三角超常规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一阶段珠三角吸引和实际利用的外资主要来自香港。珠三角较低的地价、工资、成本，使得香港制造业迅速完成了在珠三角尤其是珠江东岸的产业布局，香港制造业利用粤港两地的经济落差，将生产工序大量转移到珠三角，将设计、管理、营销等服务功能留在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粤港合作模式。